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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橋兒溝，魯迅藝術文學院舊址，旁邊山坡上是2020年落成的嶄新的延安文藝紀念館。
記者走進紀念館，在展板的圖片上發現了很多熟悉的名字：蕭軍、舒群、羅烽、白朗、塞克、馬加……都是東北作家群的代表作家，每個人都身著樸素的軍裝，臉上洋溢著充滿希望的笑容。80多年前，這些年輕的作家是如何來到這里的？又是如何在這里找到了自己的創作方向？
融入抗日的大眾斗爭洪流中
“1939年初夏，正是滹沱河流域金針花開的時候。
滹沱河漲到半河槽水，從上游漂下來羊糞球，草根，黑棗樹葉子，浸在泥混水里，混得像一鍋破餃子湯，波浪撞在攔河壩的石頭上。激蕩著，吼叫著，引導入了大渠，如同一條泥打滾的黃蟒向著灘地奔去……”
這是馬加創作于1945年的長篇小說《滹沱河流域》的開篇，小說反映的是晉察冀邊區軍民的斗爭生活。從描寫失去的家園到反映解放區的生活，經歷了艱難的流亡最終來到延安，馬加的創作從內容到風格有了極大改變。而這也代表了東北作家群作家們的普遍狀況。
九一八事變之后，東北流亡作家們到達關內，他們在尋求光明、尋求救國、尋求救東北的旅途上，思想上越來越多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文藝主張。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他們再次面臨去哪里的抉擇。曾一度聚集于上海的東北作家們在大范圍地流亡顛沛之后，分別集中于延安、桂林、香港三地。
蕭軍經武漢到臨汾，又轉赴重慶，最后到了延安。蕭紅逗留武漢、臨汾后，與端木蕻良去了重慶，最后于1940年到了香港。李輝英也去了香港。駱賓基經皖南赴桂林，不久又赴香港，后來又移居桂林。穆木天1938年到了昆明，1942年又移居桂林。羅烽、白朗、舒群都輾轉去了延安。馬加由北平撤離后，做了一段救亡宣傳工作，于1939年輾轉去了延安。
1940年前后，在香港的東北作家陸續發表了一批具有濃郁東北鄉土氣息的思鄉憤世之作。比如蕭紅發表了小說《呼蘭河傳》《小城三月》《北中國》等，端木蕻良發表了長篇小說《大江》等，駱賓基寫了中篇小說《東戰場別動隊》等，李輝英寫了小說集《火花》及一些散文。這些作品給人的總體印象是感情更趨細膩深沉，人物形象更臻成熟，人物內心矛盾和心理描寫更為出色，思鄉感也更濃，技巧更老練，仍然帶有一股鮮辣辣的東北味兒。
而在延安聚集的東北作家數量更多，影響也更大，包括蕭軍、羅烽、舒群、白朗、塞克、馬加、于黑丁、師田手、蔡天心等。在“文協”延安分會的27名理事中，東北作家占了6人。他們從此融入抗日的大眾斗爭洪流中，同時也為東北進步文學開辟了新的天地。
十九位作家發聲：我們沒有一刻忘記東北
“殷紅的血映著火紅的太陽，
突進的心，急跳著復仇的決心，
我們是黑水邊的流亡者，
我們是鐵獄里的歸來人……”
“二月里來好春光，
家家戶戶種田忙。
指望著今年的收成好，
多捐些五谷充軍糧。”
兩首作品都出自東北作家塞克之手，前一首是創作于1934年的《流民三千萬》，后一首是到延安之后的作品，創作于1939年。兩首作品的風格有了明顯變化。
在新的生活環境中，東北作家開朗、歡樂而自信，他們自覺地擁抱這塊光明的土地，一掃過去孤獨奮斗的寂寞。蕭軍除與舒群共同參加丁玲主持的當時延安大型文藝刊物《谷雨》的編輯工作外，還主編《文藝月報》，編輯《魯迅研究叢刊》。羅烽1939年擔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作家戰地服務團宣傳部部長，1941年又任“文協”延安分會第一屆主席，從事延安文藝界的領導工作。塞克于1939年“九一八”前夕，創作了劇本《流民三千萬》。當時，《滿洲囚徒進行曲》曾轟動延安。東北作家的活躍、實力和影響，在延安文藝界令人矚目。
東北作家在延安還有過一次值得紀念的小小聚會。1941年“九一八”這天，19名作家聯名在《解放日報》副刊“文藝”上發表了題為《為“九一八”十周年致東北四省父老兄弟姊妹書兼寄各地文藝工作者》的信，表達了“我們沒有一刻忘記，我們是東北三千萬受難的骨肉”的心聲。這19名作家是白朗、白曉光（馬加）、石光、李雷、狄耕、郭小川、紀堅博、高陽、梁彥、師田手、張仃、黑丁、舒群、雷加、蔡天心、羅烽、蕭軍、魏東明、高更。
東北作家全身心投入到解放區火熱的生活中。他們作品的基調也由書寫痛失家園的悲愴、嚴峻、壓抑的冷色一變而成為表現抗日根據地軍民生產生活的熱烈、明朗、富有朝氣的暖色，作品的主題也由“東北的”和“流亡的”轉向對解放區生活的表現上。
“流亡的”文學被“解放區的”文學所代替
在東北作家群中，馬加是重要的一位。馬加的長子白長青的家也是馬加生活了很多年的地方，房間的陳設還留著很多他當年的影子。一塊“人民作家”的牌匾、一張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合影，就掛在客廳墻壁最顯眼的位置。
2000年，馬加被遼寧省人民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稱號。《遼寧省人民政府關于授予馬加同志人民作家榮譽稱號的決定》中寫道：“著名作家馬加同志早在原東北大學讀書期間，就曾經創辦過革命文學刊物《北國》，開始了文學創作，迄今已有70多年的寫作生涯。……70多年來，馬加同志與祖國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一直堅持為革命、為人民而創作，牢牢把握正確的文藝方向，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并辛勤培育了許多文學人才，為文學藝術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
白長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合影中尋找著父親的身影，深情地回憶起父親曾經講述過的參加座談會的很多細節。
1942年5月2日13時30分，延安楊家嶺的會議室里，近百名被邀請來的文藝界代表坐在長條板凳上，靜候著毛澤東的到來。這里要召開的就是具有重大影響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蕭軍、馬加、羅烽和白朗等東北作家群代表也坐在長條板凳上，白長青說父親曾對他說：“在楊家嶺山下的大禮堂里，召開了有歷史意義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我不能忘記那寶貴的時刻……”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開創了中國革命文藝的新時代，在中國文學史上，它像一盞光芒四射的明燈，照亮了廣大革命文藝工作者前進的道路。無數革命文藝工作者懷著一顆火熱的心，積極響應《講話》的號召，深入轟轟烈烈的革命斗爭生活，到工廠，下農村，去部隊，創作出許多優秀的作品。馬加先后發表了《光榮花的獲得者》《宿營》《簫克將軍在馬蘭》《通訊員馬林》《間隔》等前方戰地速寫，白朗寫了小說《誘》，舒群寫了《吳同志》《快車的人》，黑丁寫了《我們第四大隊》《炭窯》，羅烽寫了《追逐》及一些雜文，雷加寫了《黃河晚歌》，塞克寫了《生產大合唱》等表現八路軍和解放區生活的歌曲。師田手、李雷、梁彥、張仃也都勤奮不輟地創作著。
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馬加在延安《解放日報》上連載了長篇小說《滹沱河流域》，描寫晉察冀邊區軍民的斗爭生活，廣受贊譽。它是作者實地深入前方生活的結晶，代表著這一時期延安的東北作家的最高文學成就，在某種意義上，也標志著東北流亡作家創作階段的結束。
東北革命的文學仍在繼續前進，東北作家仍在前進，并開拓、邁進一個新的歷史和文學領域，這就是歷史運動的規律。在他們身后，一代新的東北作家又在崛起，連綿不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