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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報紙，能產生多大作用？
有時，它能影響一個時代的走向。
歷史的指針指向1935年9月18日：在甘肅哈達鋪鎮郵政代辦所里，幾份過期的《大公報》《晉陽日報》《西京日報》，讓長征到此的紅軍眼前一亮。
這些報紙上的線索，為中共中央提供了陜北紅軍“十分活躍”的信息：陜北有幾十個縣都被“赤化”了，那里的紅軍及地方武裝加起來有數萬人。
陜北的根據地還在哩！這真是天大的喜訊！
1935年10月19日，黨中央率領中央紅軍歷盡千難萬險抵達吳起鎮，正式落腳陜北。
對此，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指出：“我說陜北是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這個陜北，就是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全國碩果僅存的完整革命根據地——陜甘革命根據地（又稱西北革命根據地）。
從此，中國共產黨開啟了在延安十三年的光輝歷程。
2021年夏天，我們在探尋“兩點一存”的奧秘中，深刻感悟中國共產黨波瀾壯闊的百年歷程、胸懷千秋偉業的歷史擔當，把矢志踐行初心的信仰信念信心化作實際行動的永恒接力。
碩果僅存的完整革命根據地
難以想象，幾張報紙影響了紅軍乃至中國革命的選擇。
這在今天看來，實屬偶然。但歷史的偶然中往往帶著必然。
陜甘革命根據地是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全國碩果僅存的完整革命根據地，這就是紅軍長征落腳陜北的歷史必然。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在全國創建了幾十塊根據地，其中較大的有十幾塊。但到30年代中期，這些根據地大都丟失了。
而陜甘革命根據地，為什么能夠生生不息？
毛澤東評價陜甘革命根據地：“第一，有本地領導骨干；第二，有政治上可靠的軍隊；第三，人民是好的；第四，保留了土地革命時期老區許多好的作風，有了這些條件，敵人是可以被戰勝的。”
回溯歷史，人們會對這些評價有更深刻的體會：
渭華起義失敗后，劉志丹、謝子長受省委派遣，先后回到陜北創建革命武裝。1929年至1931年，他們在陜甘寧邊界開展兵運工作屢受挫折后，意識到必須要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裝、建立根據地。
1931年9月，劉志丹建立起一支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工農革命武裝——南梁游擊隊。游擊隊在南梁堡、東華池一帶組織發動群眾，進行抗糧、抗捐斗爭，逐漸發展壯大，1932年2月改編組建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
1932年7月，習仲勛赴渭北、三原開展革命工作。1933年3月初，他到達耀縣楊柳坪，找到了紅軍陜甘游擊隊。
在這個長滿楊樹、柳樹的小山村，19歲的習仲勛和年長他10歲的劉志丹第一次見面了，兩位革命者的手緊緊握在了一起：“干革命還能怕失敗？失敗了再干嘛！失敗是成功之母。”
“如果我們像毛澤東同志那樣，以井岡山為依托，搞武裝割據，建立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游擊區，即使嚴重局面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現在最根本的一條，是要有根據地。”
理想因其遠大而為理想，信念因其執著而為信念。
那一年，劉志丹和習仲勛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在以后的革命征程中，他們相互關心支持，為創建陜甘革命根據地攜手并肩戰斗。
1933年3月，中共陜甘邊特委、陜甘邊游擊隊總指揮部、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在照金相繼建立。到1933年秋，以照金為中心，橫跨耀縣、淳化、旬邑等縣邊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基本形成。10月，照金失守。11月，恢復后的紅二十六軍開始了創建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斗爭。1934年2月新的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習仲勛為主席。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標志著陜甘蘇區初具規模。
11月，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在南梁荔園堡成立，習仲勛為主席。到1935年初，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在東至宜川、西到定邊、南接耀縣、北迄靖邊，縱橫數百里的陜甘邊界，建立了鞏固的蘇區和游擊區。
與陜甘邊革命根據地遙相呼應，在謝子長等的領導下創建了陜北革命根據地。兩塊根據地的紅軍主力部隊發展到約5000人，游擊隊發展到4000余人。
為粉碎國民黨軍的“圍剿”，進一步壯大革命力量，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西北軍事委員會成立，統一了對陜甘邊和陜北兩塊革命根據地的領導，實現了對兩支紅軍的統一指揮，確定了反“圍剿”斗爭的正確戰略方針，標志著陜甘革命根據地的形成。
在劉志丹指揮下，經過兩個月的激戰，西北紅軍連克6座縣城，成功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陜甘革命根據地的“圍剿”。
理想之光不滅，信念之光不滅！
勝利的果實，讓陜甘革命根據地不斷積蓄力量，發展壯大。
全盛時期，陜甘革命根據地范圍東臨黃河之濱、西至六盤山下、北迄長城、南臨涇河流域的廣大地區，先后設立陜北省、陜甘省、陜甘寧省和53個蘇維埃縣（市），其中39個縣（市）在陜西境內。
陜甘革命根據地與大江南北紅色區域遙相呼應，使國民黨軍在圍追堵截中央紅軍和“圍剿”西北紅軍中不能相顧、兵力分散，客觀上減輕了長征中紅軍的壓力，策應了長征紅軍，拉開了各路紅軍會師西北的序幕。
在南方各蘇區相繼喪失的形勢下，陜甘革命根據地領導人創造性實踐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特別注意研究西北地區的特點，從當地實際出發，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革命發展道路。
從1932年4月建立陜甘邊革命根據地，至1937年2月陜甘寧邊區改制，陜甘革命根據地歷時4年又10個月，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正是這塊“紅色島嶼”，為處于流動中的各路紅軍提供了落腳的可能。
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
“從江西算起到現在，我們已經走過了十個省。走下山去，就進入第十一個省——陜西省了，那里就是我們的根據地，我們的家了。”1935年10月中旬，當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進入到陜西、甘肅兩省的分水嶺時，毛澤東高興地對身邊工作人員說。
全軍沸騰了！
根據地就在眼前，希望就在眼前，家就在眼前！
時間定格在1935年10月19日下午：中共中央率領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從鐵邊城進入陜甘革命根據地吳起鎮。此時，陜北當地紅軍和群眾也正熱切盼望著他們的到來。
街道上，窯洞內外，到處懸掛著由陜甘邊區蘇維埃軍委主席劉志丹、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勛簽發的布告和標語。“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字樣讓南腔北調的語言迅速交織在一起：“啊！咱們自己人！”有的人甚至熱淚長流。
對共同信仰的執著堅守，天南地北的共產黨人緊緊地凝聚在了一起。
為了會師的喜悅，紅軍將士們經歷了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陜北這一長征落腳點的確定，更體現了黨中央對中國革命形勢的準確把握。
長征之前，中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黑暗境地，社會危機四伏，日寇野蠻侵略，國民黨反動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顧，向革命根據地連續發動大規模“圍剿”。
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到了危急關頭，中國革命到了危急關頭，中華民族到了危急關頭。
1934年10月，紅軍被迫進行艱苦卓絕的戰略轉移。落腳點的選擇，不僅關系著長征的成敗，更關系著中國革命的前途命運。
事實上，自踏上征途起，尋求戰略轉移的落腳點，就成為黨中央和紅軍最主要的任務之一。
從湘西到川黔邊，再到川西，黨中央一直在選擇落腳點，卻都因為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和時局變化而未果。
直到榜羅鎮會議，中共中央終于決定：把長征的落腳點扎根在陜北蘇區。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與陜北紅軍勝利會師后，蔣介石調集十三個師、另五個旅的兵力對陜甘蘇區發動了第三次“圍剿”，妄圖徹底圍殲紅軍主力，摧毀陜甘革命根據地。
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紅十五軍團、紅一軍團以合圍之勢，經過連日戰斗，在直羅鎮戰役中殲滅國民黨一個師又一個團，俘虜敵軍5300余人，繳獲了大量戰備物資。
“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國賊蔣介石向著陜甘邊區的‘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11月30日，中共中央在富縣東村召開紅一方面軍營以上干部會議，毛澤東作了《直羅鎮戰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的報告，對直羅鎮戰役勝利的經驗和意義作了詳細的總結，紅軍將士受到極大鼓舞。
就在中央紅軍剛抵達吳起鎮時，國民黨騎兵團2000余人就已到了蘇區大門口，如同甩不掉的“尾巴”，企圖消滅中央紅軍于立足未穩之時。
此時的中央紅軍剛經過長征，包括老弱病傷在內僅7000余人，彈缺糧乏，筋疲力盡，形勢對紅軍非常不利。
“打退敵追，不要把敵人帶進根據地。”在吳起勝利山頂的杜梨樹下，毛澤東指揮了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的“切尾巴”戰役，布下口袋陣，經過數小時激戰，將敵擊潰。
這場勝仗，是中央紅軍進入陜北蘇區取得的第一次勝利。這次勝利，徹底粉碎了敵人的追擊計劃。
初步擺脫困境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站在更高的歷史起點上，以富有全局性的戰略眼光，考量著中國革命的未來。
歷史性的時刻再一次到來。
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今后的戰略任務是保衛和擴大陜北蘇區，并以‘陜北蘇區’領導全國革命。”
緊接著，11月6日，在陜北甘泉縣象鼻子灣村的漫天大雪中，面對著300余名紅軍將士，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雪地講話”，鼓舞全軍士氣。
毛澤東對紅軍長征進行總結指出，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這一業績必將載入史冊。他號召紅軍各部之間要加強團結，紅軍和陜甘革命根據地人民群眾之間要加強團結，共同完成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任務。
如何在這貧窮閉塞的土地上“落地生根”？新的征程如何開啟？
——動員西北蘇區群眾參軍參戰。中共中央長征到達陜北后，兵力消耗巨大，補充兵員迫在眉睫。黨中央號召：“親愛的工農們，大家當紅軍，到前方來啊！”
一聲令下，西北蘇區各地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爭參軍的動人景象隨處可見。1936年初，陜北省接受招收新兵7000名的任務，僅3個月時間就有9400人報名參軍，超額2400名。短短幾個月，紅軍和地方武裝就發展到近3萬人。
——組織西北蘇區群眾解決紅軍的困難。本擬定一月內募捐770擔糧食，統計已近1000擔；各地群眾爭先恐后你一斗我五升拿出自己吃的糧食慰勞紅軍，還有豬肉、羊、雞、蒜、蔥、棗、糖等；陜北省婦女4個月做軍鞋8486雙；延川縣4天趕制軍服3000多套。
中央紅軍進駐吳起鎮時，隨軍有一批傷病員。吳起鎮周圍的縣、區、鄉蘇維埃政府，千方百計把這些傷病員安置到群眾的家里。蘇區人民對傷病員視如親人，用各種土方、單方、驗方給他們治病。
——建立和發展西北蘇區群眾團體。恢復和建立西北蘇區工會組織，建立健全共青團組織，建立貧農團、婦女組織；團結爭取各種力量、各方面群眾，組成更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時，制定了一系列治匪措施，贏得陜北各階層群眾的支持和擁護。
樹高千丈總有根，水流萬里總有源。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初到陜北時，堅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西北蘇區廣大民眾，不僅找到了穩穩落腳的“沃土”，也找到了中國革命隊伍休養生息、整合力量的“棲息地”，轉入了又一輪發展壯大期。
長征結束了，新的任務等待著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去完成。
從此，中國共產黨開啟了在延安十三年的光輝歷程。
奔赴抗日前線的出發點
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落腳陜北，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家”，也意味著中國革命大本營正式奠基西北。
此時，陜北蘇區溝溝峁峁外，斗爭依然在繼續,全國各地抗戰的情緒越來越高漲。
1935年12月，北平爆發了“一二·九”學生反日游行示威。同時，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中斷了一年多的聯系恢復了，這令大家情緒高昂。
“在這種新形勢下，中共中央有必要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對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作出正確的判斷和科學的分析，制定出適合新情況的政治路線和戰略方針。”中央幾位主要領導共同商定。
中國革命再次迎來重大轉折——瓦窯堡會議。
會議專門研究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圓滿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并號召把統一戰線運用到全國去，把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建立起來，把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變成全民族的家，把紅軍變成全民族的武裝隊伍，把黨變成偉大的群眾黨。
“在發展中求鞏固。”瓦窯堡會議結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即決定政治局率領紅一方面軍東征山西，開通抗日前進道路。
在各路紅軍奉命東征之時，習仲勛得到上級通知，組織派他赴關中特區工作。關中特區是黨中央初到陜北時決定設立的一個行政區，地處西北蘇區的最南端，被譽為陜甘寧邊區的“南大門”。
“黨派你去關中特區任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黨團書記，任務是發動群眾，擴大和鞏固陜甘蘇區，開展游擊戰，配合中央整個戰略部署，威脅西安，迎接將要到來的抗日高潮。”赴任前，習仲勛第一次親耳聆聽周恩來的指示，激動不已。
即將啟程赴關中之時，習仲勛與準備率部抗日東征的紅二十八軍軍長劉志丹和軍政委宋任窮在從安定回瓦窯堡的路上相遇。昔日并肩戰斗并一起經歷錯誤肅反劫難的戰友，即將分赴不同戰場，自然多了幾分留戀之情。
“后方工作同樣很重要，我們有了鞏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勝仗。你要帶頭做好地方工作。”劉志丹緊緊握住習仲勛的手，語重心長地說。但是，他們誰也沒想到，瓦窯堡匆匆一別，竟成永訣。
紅軍勝利完成東征作戰后，中共中央又根據新的形勢發動西征戰役。紅一、紅十五軍團和紅81師等1.3萬人，西征開辟新的抗日根據地，策應紅二、紅六軍團及紅四方面軍北上。同時，陜甘寧省委派出大批干部隨軍進入新解放地區開辟工作，擴大革命根據地。此時，中央決定調習仲勛回陜甘寧省委另行分配工作。
半年后，習仲勛第二次下關中，中央宣布他到關中特區任特委書記。任職期間，他緊急動員全區部隊和群眾，積極響應中共中央號召，加緊軍政訓練，大力發展生產，時刻準備奔赴抗日前線，殺敵報國。他領導關中軍民為主力紅軍提供了有力的后勤支援，還選調500余名陜甘紅軍指戰員，編入剛成立的八路軍120師。
西安事變爆發后，為促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中國工農紅軍主力相繼進入大關中地區，紅二方面軍等部長期駐防富平莊里鎮，同關中人民結下了魚水深情。
為早日實現國共兩黨的合作抗日，1937年8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根據同國民黨達成的協議，將陜甘寧地區的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第八路軍。
向紅軍軍旗敬禮！向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軍旗敬禮！
“為了民族，為了國家，為了同胞，為了子孫，我們只有抗戰到底。”八路軍發出了血戰到底的錚錚誓言。
這是燈塔的感召，更是信仰的力量。
1937年9月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等部在富平縣莊里鎮隆重舉行改編誓師大會。
八路軍總指揮朱德激勵120師全體將士：“毛主席說了，紅軍改成國民革命軍，統一番號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條，一定要在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賀龍在誓師大會上鼓舞將士：“別看我們外表是白的，可心里是紅的，永遠是紅的！”
新成立的八路軍120師即離開莊里鎮，東渡黃河，奔赴抗日前線。在此前后，八路軍115師、129師等部隊也先后奔赴抗日最前線。
陜北，由此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投身偉大抗日戰爭的出發點和前進陣地。
中國革命，向著新的征程奮勇前進，從勝利走向新勝利！
